导演达杰丁：拍摄一部不同以往的藏地新浪潮影片
减少音乐的表达
用生活中的声音凸显人的情感
北青报：影片中对声音的处理令人印象深刻，比如在儿时扎西到作家扎西的转场中，通过屋檐上的铃铛声，完成了画面的过渡，这样的处理非常灵动。在声音的处理上，您想呈现的感觉是什么？
达杰丁增：之所以加入铃铛的声音，是因为铃铛是最能体现空灵感的乐器，它有一种“勾魂”似的感觉，令人突然之间勾起记忆，颇有点醒梦中人之感。
还有一场戏是儿时的扎西发现录像厅被砸之后，他从中走出来，突然间往另一方向走去，我们的摄影机一直跟随着扎西，他像是被某种不明所以的东西引到了阿妈卓玛的房间。这一段路也是用铃铛的空灵感作为背景音，扎西像是受到了召唤一般，被无形中的力量推动着走了过去。从作家扎西到儿时扎西的戏份中，有着相似的处理和映照的关系，我一直铺垫着他隐隐约约被某种力量带着走的氛围。这是作家扎西的现实与过去的连接。
北青报：在接近尾声的部分，作家扎西与朋友喝酒，镜头不断推向窗外，背景音是逐渐变强的雨声，画面再次转入童年时期。我认为这部电影的声音做得很突出，提供了很多烘托情绪的作用。
达杰丁增：是的。在制作影片时，我一直强调要用声音来凸显情感，而不是用音乐去烘托人的情感。因为声音本身就是环境中的组成部分，而音乐则是一个加入进去的背景，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如果用音乐来进行渲染，它是第三方的、有干扰的。而环境声，比如雨声就是存在于自然的，用好它对情绪的营造很重要。
比如在影片的末尾，一头牛被车拉走，作家扎西开车追了上去，他们在路边交谈。就在这时，路对面快速驶过一辆大卡车，带来一阵轰鸣声，牛因此而吼叫起来。我们把卡车路过时刺耳的轰鸣声做出了很强烈的效果，这种震慑的声音本身就是生活中会出现的声音，这样迅速的、刺激的，甚至是恐惧的声音，犹如在牛的心脏上刺了一刀，这种惊慌使牛叫了起来。类似突然而来的冲击是地球上每个生命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情况，是一种日常化的体感。
北青报：有一段音乐让我很喜欢。儿时的扎西穿行在盐湖之中，他很开心地奔跑起来，音乐也随之加入，这段音乐很轻盈，让人倍感轻松。而在这段之前，影片几乎没有出现音乐，这是为什么？
达杰丁增：这段音乐是我们配乐老师宋雨喆的创作。有一次，他给我打电话，希望可以为这部电影多做一点音乐。他曾给电影《老兽》做配乐，还拿到了关于配乐的奖项。我跟他说我的需求是不一样的，影片不需要有很强的音乐，不需要用音乐来辅助情感，只希望他在这一处画面用音乐来体现小男孩当时喜悦的心情，把他的情感用音乐来外化。
在制作这部电影时，除非在表达人物细腻的情感不够准确时，我们才会选择用音乐把情绪凸显出来。一般而言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视听语言、整体的表演以及叙述方式，把细腻的情感呈现给观众。
担任十年执行导演
想拍摄不一样的长片首作
北青报：《月光里的男孩》是您的首部长片。在此之前，您做了长达十年的执行导演，从《塔洛》开始，到《撞死了一只羊》《一个和四个》等影片，都有您的加入。为什么一直到《月光里的男孩》才开始创作自己的首部电影呢？
达杰丁增：其实，我以前有过几次机会创作我的第一部影片，有的甚至已经进入了筹备阶段，但是万玛才旦导演认为当时的剧本仍然不适合作为首作去拍摄。他觉得有些偏于娱乐，或是过于自我。所以，我也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。
在等待的过程中，虽然我担任的是执行导演，但我在剧本阶段便开始加入到团队中，包括演员的培训、后期制作，甚至是影片宣传阶段，我都一直跟着团队在做。
在那段时间，尽管有些题材适合拍摄成影片，也具有作者性，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似乎在用同一种形式、同一种叙事风格去创作，甚至题材都很相似，比如大家一提到“藏地新浪潮”影片，就能够想象到影片的美学风格。万玛才旦导演和我都认为，如果拍摄一部和大家类似的影片，是没有必要的，也没了竞争力和个人特点。我要有一种新的表达方式。
所以，《月光里的男孩》的叙事方式、节奏方法、影像风格，包括演员的表演跟之前的“藏地新浪潮”影片都是不同的。万玛才旦导演也认为这部电影很适合作为导演的长片首作，它有突破性。
此外，虽然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较为深刻的故事，但观众可以选择不去做深刻的解读——我的影片不会有说教的感觉。如果有观众看电影只想图个快乐，那么他们可以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美好的画面。如果有的观众想要睡一会儿，那么他们醒来依然能看懂，可以很流畅地看下去。我希望观众们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想做强行输出，也不需要用我的思维引导观众。
来源：北京青年报 韩世容